第一，社会工作专业融入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内在基础， 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迫切需要。

首先，社会建设、价值文化建设已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国家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路和基点来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点在于巩固政权，强调政治治国，注重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各项工作以政治为中心展开，以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要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从经济视角出发进行治国理政，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 习近平同志先后大力反腐，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注重传统文化传承，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可见，社会建设、文化价值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基点，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举措。

其次，社会激烈变革推动社会生活整体环境面临颠覆性的变迁， 也在强烈呼唤着党的群众工作和政府社会治理的改革，呼唤专业技术的介入与融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整体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迁。一是中国人生活在从未有过的物质条件下，也就有着历代从未有过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民众的人生动力系统改变，需求层次提升，以及实际获得感的深化、多元化，对原有的党的执政理念和政府治理形成了巨大挑战。二是中国人生活在从未有过的信息环境里， 有历代从未有过的互联网思维和社会心理。互联网时代形成的网络狂欢、“人肉搜索”背后的社会性窥探等心理影响价值传播，影响民众意识形态，影响社会稳定。三是价值观的整体变迁和思维方式的全方位改变。以民众与政府关系为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老百姓心目中， 判断一件社会性事务的对与错，政府的态度是标准，政府肯定的就一定是对的，政府反对的一定是错的； 到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判断一件社会事务的对与错，人们开始觉得需要认真思考一下了，政府的态度已经不是唯一的标准；而到了21 世纪， 在不少80 后、90 后的意识当中，认知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在一些人的惯常思维中，只要是政府主张的就肯定错，政府认为不对的就可能对。这种社会价值的认知判断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不是个别人的个别性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四是社会问题无论在深度还是影响力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特点。1986 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3 个风险阶段，即自然风险、工业风险和风险社会。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风险的规模和范围、风险的程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被制造出来的风险”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风险高度复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日益突出， 风险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扩大。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原因多样化、程度复杂化、后果复合化、影响深远化已经成为突出的特点。

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社会变迁的现实出发，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实际滞后的现状出发，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体系面临着运行和技术的挑战，国家民主法制建设面临着社会管理结构与方式的挑战，与民众生存和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面临着完善传递机制的挑战。而有效应对和处置这些问题， 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关乎民生和社会稳定， 关乎中国社会的未来。社会工作作为一个有强烈价值导向的、专门为人服务的职业和专业，在参与社会福利服务、改善社会服务传递机制、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也是满足百姓需求、给百姓真正带来福祉的必然要求。

第二，目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某些困境源于“水土不服”。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在高等学校开办社会工作专业，到2006 年党中央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中国的社会工作经历了近30 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推动，专业化、职业化为发展导向， 注重多元协作的基本发展格局，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外来学科，社会工作进入中国本土社会服务和治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过程。30 多年来社会工作从无到有，成果斐然，但冷静客观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运行结构还是具体操作技术，社会工作至今都尚未真正进入中国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一是专业社会工作与实际社会服务在运行机制上尚未真正融合， 在基本的社会治理系统中，各成一体，甚至自说自话。以政府购买的民办社会组织服务为例，尽管在全国不少城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在不断增长，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很多服务并未完全融入原有基层社会服务及治理体系中， 与原有体制及人员也未能真正形成相互接纳、共建共享的一体化关系， 双方在认知和行为上依然存在着不少冲突。尽管很多服务确实是民众生活所需，但大多数服务项目还没有成为影响民众生活、推进社会和谐建设的关键力量。在不少地方， 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服务更多地成了社会组织生存的必需，成了政府政绩工程的一种倡导和点缀，并未对政府工作和民生产生实质性的重要影响。从政府和基层民众角度看， 社会工作组织和专业服务的不可替代性还未能充分体现。

二是大量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迅速建立，缺乏统筹规划和严格监管，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良性发展格局未能真正形成。2009 年民政部颁布《关于促进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的通知》之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大幅度、运动式地发展，而政府的宏观规划、行业组织的发育与监管均未能及时到位。一些不具备专业服务能力的机构得以注册成立；不少机构为了生存， 多头承接服务， 以至于出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服务内容、服务性质、运行发展方式上缺乏规范性，服务内容不集中， 专业性不强，甚至鱼龙混杂的局面。这不仅制约了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专业发展，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声誉。

三是本土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并未形成。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引进、发展始于教育，一批社会工作教育专家学者掌握着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话语权，“专业主义”的视角将中国的社会工作分成了“普通社会工作”、“行政性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以此将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与专业的社会工作区分开来。一批从国内外高校培养的社会工作者逐步进入实务领域，这些人掌握了专业的社会工作价值、方法和技巧，但往往缺乏实务经验，缺乏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体系以及本土化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度了解。而一大批具有丰富本土经验、实际承担着我国基层社会服务及治理任务、具备较好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的实务人士，却在服务理念、方法上专业性不够。尽管双方都在努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实际上，在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基本体系中，真正把握专业价值、掌握专业技能，又具有中国经验、能够创造性地发挥专业作用的社会工作骨干还很少，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尚未形成。

四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形象不清晰，甚至被标签化，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舆论中不具备明确、突出的存在感和价值感。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国人语境中的“社会工作”，都是指在本职工作之外，发挥个人专业、兴趣和能力所长，为各类人士和社会提供服务的工作。近年来，社会工作教育界的很多人士努力扭转这种认识，突出强调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和职业，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但是，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形象是什么，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等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的社会认知。“社会工作者什么都能干”“社会工作什么都干不了”“社会工作就是社区居委会工作”的认识普遍存在。构建专业社会工作社会形象的任务十分迫切。

与任何社会事务的发展逻辑一样，社会工作是由社会内生而成的。西方社会工作的产生源于其特定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基础。其后，政府部门与社会工作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社会工作得以规范化、制度化发展。这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出场路径。而中国与西方社会管理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照搬西方的社会工作推展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治理结构中N G O 等第三部门的发展，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完善，发达成熟的社会组织逐步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介入社会服务与治理的基础平台。而中国不仅几千年的治理思路、文化基础与西方完全不同，而且进入现当代以后，社会结构和运行也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西方社会工作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社会结构——NG O 组织，在我国真正形成发展趋势不过是近十年的事。在社会工作发展上一味走西方道路，必然面临政府接纳不畅、民众适应不良的困境，即水土不服。（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陆士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漆光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助理研究员